■ 中共金湖县委党校 张来林

世纪之问：近代中国的生死抉择

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天朝迷梦，特别是中国的首都在一百年内三次被外国侵略者攻破，中国陷入"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"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。严复“夜起而大哭”的悲鸣，张謇“不幸而生中国”的慨叹，折射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焦虑。

在这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，著名史学家、外交家蒋廷黻于1938年提出振聋发聩的“世纪之问”：中国人能否完成近代化转型？能否构建现代民族国家？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？能的话，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；不能的话，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。

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技术层面的“能否造枪炮”，更触及文明根基的“能否重塑民族精神”。国民党政权用消极抗战与独裁统治作答：蒋介石断言“三日亡国论”，何应钦哀叹“工业差距悬殊”，汪伪集团甚至堕落为民族败类。这种“器物决定论”是对唯物史观的背离，本质上是将民族命运寄托于列强施舍的买办思维。

两种答案：群众路线与唯武器论的历史对决

面对同样的时代命题，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窑洞中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破题之策。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犀利指出：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”这不仅是对“器物决定论”的超越，更是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。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，八路军以1/5的兵力牵制65%的侵华日军，用实践印证了“兵民为本”的战争哲学。

这种政治优势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把握。从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的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，到1945年《论联合政府》提出的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群众组织力转化为制度生产力。晋察冀边区土地改革使农民生产积极性提升300%，淮海战役中543万支前民工用独轮车推出胜利，这些数字背后是"人民至上"的价值密码。

道路之争：两种现代化范式的世纪检验

1949年的历史分野具有世界意义：当国民党携420万两黄金退守台湾，其延续的仍是半殖民地经济模式，最终沦为美国予取予求的“棋子”；而中国共产党在废墟上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则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。从1952年到2020年，中国GDP增长约1800倍（世界银行数据），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至78.2岁，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伟力。

新时代的答卷更具启示性：精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，北斗系统打破GPS垄断，5G技术领跑全球……这些成就背后，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”。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惊叹“中国实现了超越人类极限的发展”时，他看到的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，更是中国共产党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代性建构。

历史启示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

站在“两个一百年”交汇点，“世纪之问”已升华为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课题。中国共产党的答案蕴含着三重逻辑：以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重构现代化内涵，打破“西方中心论”的文明逻辑；用改革开放40年创造1.4亿个就业岗位，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性的实践逻辑；提出“全人类共同价值”，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东方智慧的价值逻辑。从高铁网络到数字人民币，从“一带一路”到碳中和承诺，中国共产党正以“中国之治”回应“世界之变”。正如金一南在《为什么是中国》中揭示的：真正的现代化不是对西方模式的邯郸学步，而是文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。

回望百年征程，“世纪之问”的本质是对道路选择的历史叩问。国民党用“历史终结论”书写悲剧，中国共产党则以“赶考永远在路上”的清醒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。

当“东升西降”成为21世纪大势，中国共产党的答案不仅关乎民族命运，更在为人类向何处去提供东方方案。这条道路，注定要在历史的星辰大海中继续绽放真理光芒。